“狂飙诗人”——柯仲平（下）

1938年，柯仲平写出了长达2000行的长诗《边区自卫军》。毛泽东主席在一次晚会上听完了他的长诗，当即要去手稿。第二天看完后，即批：“此诗很好，赶快发表”。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《解放》周刊4l、42两期破例连载了《边区自卫军》。1940年，重庆读书出版社出版了《边区自卫军》和他的叙事长诗《平汉工人破坏大队》。柯仲平的作品，正如他早年在西安文学讲座上讲的那样：“艺术是时代的、生命力的表现。伟大的艺术，必是抓住了时代的中心、时代的生命而创造出来的艺术。”

1938年，毛泽东主席要柯仲平针对京戏、秦腔，更新戏剧内容，扩大宣传面。柯仲平立即四方奔走，物色剧改人选。经过近2个月的筹备，成立了“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”，柯仲平任团长。毛泽东主席为了支持剧团开展演出，从他的稿费中提出200元光洋作为剧团经费。柯仲平任“民众剧团”的第一任团长后，先后又创作长诗《无敌民兵》，大型歌剧《模范城壕村》《孙万福回来了》等作品，他的作品被毛泽东主席称赞为“既是大众性的，又是艺术性的，体现了中国气魂和中国作风”。剧团演现代人、现代事，高举“大众艺术野战兵团”的红旗，所到之处深受欢迎。

1941年，云南石屏籍女青年王琳在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”工作，因与柯仲平同为滇南老乡而格外亲密，由亲密而生恋情。1942年，王琳与柯仲平结为伉俪。

在延安，1943年的一天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电话通知：“毛泽东主席邀请柯仲平、杨醉乡与冯健翎去枣园一见”。三人闻讯后，相携而去。毛泽东同志在枣园窑洞里备下了一桌酒席，见他们后一一握手，说：“请来三贤，有两位‘美髯翁’，一位‘佘太君’。你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，一个‘抗战剧团，一个民众剧团，好像两个群众欢迎的播种队，走到哪里都将抗日的种子播到哪里”。

1945年2月，柯仲平参加了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“延安文艺座谈会”，会上，柯仲平谈了他率领民众剧团深入农村 ，送戏上门，为工农服务，以及民众的鱼水关系。毛泽东主席说：“云南诗人柯仲平有股犟劲，这个‘美髯翁’坚持文艺与群众相结合，走出了大众化的道路”。

1946年，柯仲平谱出《自卫战争进行曲》。这首歌唱遍了西北战场，激昂的歌声鼓舞了西北野战军的士气。1947年3月17日，延安落入敌手。当时，柯仲平带着一个土改工作团在离延安6天路程的镇川堡开展土地改革。上级为了保护他们，强令转移到绥德。柯仲平因不知党中央战略转移的意图，得知延安沦入敌手后再也按捺不住，强烈要求参军上前线与来犯敌人拼杀。最后，他终于加入独立第五旅，参加了攻打波罗堡的战斗。不久，柯仲平即随西北代表团到晋察冀边区参加全国的土地会议。会议结束后，柯仲平接中共中央宣传部通知，留下编辑《人民文艺丛书》。后来，这套丛书在杨思仲、康濯、赵树理等的协助下，于1949年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之前出版。

1948年4月，毛泽东主席再次接见柯仲平，问他丛书完成后将作何打算，柯仲平回答：“到主席住过13年的地方去，写那个地方的革命斗争史。”毛泽东主席很赞成他的这一打算。同年冬，丛书大体就绪，柯仲平即随贺龙乘专车返回延安。途中，贺龙见他的棉衣破烂不堪，便送他棉大衣御寒，柯仲平又将大衣给了他的勤务员张发来。之后，贺龙又送给他一件羊皮统子。全国解放进入城市后，别人都换了装束，唯有他仍然穿着这件只不过配了灰面布子的羊皮统子登观礼台，出入大会堂。

1949年5月20日，柯仲平参加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，并被选为大会常务主席团成员。会后，柯仲平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。同年7月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，柯仲平被选为副主席，继而又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。

　　1950年，柯仲平奉命到西安筹备、主持西北文代会的召开，并出任西北文教委员会副主任，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。同年7月，文代会结束，柯仲平被选任西北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。这时，工作秩序已趋正常，他迁入西安“止园”居住后，原想可以减少一些行政事务，埋头写作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革命史诗，但因身兼二职，送往迎来的应酬事务层出不断，并且还常应青年团、工会、妇联之请，写应时的纪念诗，以至原计划完成的史诗，迟迟未能完稿。他的应时纪念诗，以《母亲颂》为杰作，发表在《中国妇女》杂志1954年3月号上，成为他20世纪50年代短诗中的名篇。其中：“……儿还在她怀中睡/她早梦见儿能跑能飞。她像山来不自高/她像地来不自卑! ……儿成英雄英雄归/英雄还有奶香味/英雄创造新社会/母亲们创造英雄一辈连一辈。”他不仅写尽了天下母亲的艰辛，而且写出了母亲的伟大胸襟。柯仲平离家30多年，何尝不想飞回母亲的怀抱，但正如他所说：“做了母亲的儿子，就难做人民的儿子；做得人民的儿子，就难做母亲的儿子。”《母亲颂》不仅献给天下的母亲，也是他对亲生母亲愧疚的心声。这时期，他仍坚持诗歌创作，创作出版长诗《毛主席的小英雄》《浪中人》等作品。

　　1953年10月，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，柯仲平仍当选为中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(原全国文联)常务委员。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，柯仲平继任副主席。

　　1954年4月，柯仲平奉命作为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的副团长，一行38人赴莫斯科参加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的纪念活动。结束在苏联的访问后，阳翰笙、张光年、周小燕、柯仲平4人又被派往波兰。访问回国后，他仍锲而不舍地倾心于革命史诗的创作。同年9月，柯仲平当选为江苏省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1956年，又当选为中共陕西省第二届代表大会代表。党和人民给予他荣誉，更激起他的创作热情，以致数次晕倒在写字桌旁。病情迫使他停止写作，住院治疗。出院后又碰上反右斗争，丁玲被打成反党分子后，柯仲平又险受牵连。尽管如此，他仍甘冒风险向上级力保已被点名批判的《延河》主编、副主编投入正常工作，免使刊物停刊。由于身心交瘁，柯仲平被转陕西省的高级干部休养院治疗。休养期间，柯仲平仍一如既往地与院外生产队农民频繁交往，水乳交融。一次，某社员的小孩子患病，吐泻不止，已呈休克状态，其父找到柯仲平，柯仲平即说服休养院院长破例为其医治，又倾囊相助，终于使小孩转危为安。

　　1962年11月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。几天后，他应召到陕西省委开会。会上，省委某领导径直向他说，省外有人问，你这些年写西北革命史诗，情况如何应当让大家知道。语气颇近指责。第二天，全省文艺界十七级以上中共党员集中组成一个临时支部，讨论全会精神。全会所指“反党集团”的三个头目都是由西北出去的，讨论的核心是“反党集团”在西北的代理人，矛头直指柯仲平。经过近一个月的批判、检查交代，虽没有对他下任何结论，但已被折腾得形容憔悴，骨瘦如柴。风浪过去后，暂时的平静使他又回归创作的天地。想到已年逾花甲时，更是追星赶月似的写作革命史诗《刘志丹》。谁料前浪过去，后浪又铺天盖地而至。田汉、夏衍、阳翰笙成为中国戏剧界搞封、资、修的祖师爷，柯仲平与马健翎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西北戏剧界的“祖师爷”而遭批判。当时，西北的某负责人为了向康生、江青交差，又拉上一个年轻人黄俊耀，合称其为“柯、马、黄反党集团”，刊登在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刊物上。王琳为了不再使柯仲平受到刺激，一直将此事隐而不露，期望他争取时间完成未尽的诗稿。

　　1964年10月上旬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知他当选为第三届陕西省全国人大代表。正当他准备进京开会之际，不料，同月20日的支部会，要大家找出话剧《卧虎镇》中的“反党毒素”。不言自明，批判《卧虎镇》，实是指向他所写的《刘志丹》。临近下午休会时，他由于激愤，要求发言5分钟，但因心中有话，急欲一吐为快，一直讲到6点40分。经主持人提示后，他要求再讲5分钟，乃至讲话完后，头即向沙发背上倒去。大家初时尚以为他是因过度激动而晕倒，孰料经医生检查，心脏已停止跳动。

　　柯仲平的丧事虽按同级干部规格，走完了应走的程序，但不许送挽联，意在抹煞人们对他的评价。致悼词人临上台致词，又接到通知，将悼词中“在诗歌的大众化方面作出贡献”一句删去，于是，所谓的悼词，竟是一张纯粹的履历表。当时，他的夫人王琳怒火中烧，借致答词的机会只说了三句话：“柯仲平同志是盖棺而没有定论!感谢党!感谢同志们!”

　　1979年9月20日，中共陕西省委在“柯仲平悼念会”上，为他平反昭雪，彻底恢复了名誉，并对他的一生作出正确评价：“柯仲平同志实践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，对文艺与群众结合，走大众化道路，作出了卓越贡献；柯仲平同志在诗歌创作的大众化民族化问题上，取得了重大成果；用自己的笔，终生为党的事业，为无产阶级奋斗不息……柯仲平同志由于写作长诗《刘志丹》而受到严重迫害，使这部长篇史诗未能完成，是我国诗歌创作的一大憾事。”1985年1月5日，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“纪念著名诗人柯仲平逝世20周年座谈会”上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盛赞柯仲平是“一个把一生献给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著名诗人，一辈子和人民血肉相连、休戚与共的文艺战士”。

　　柯仲平一生发表过很多诗文，1984年至1992年，由柯仲平夫人王琳整理为《柯仲平诗文集》，分1—4卷和《柯仲平传》，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。1994年4月，广南人民为了缅怀柯仲平，在他的故乡广南县城莲湖畔修建了“柯仲平纪念馆”，2002年，立了一尊青铜塑像在莲湖公园内，2006年移至柯仲平纪念馆内，以示教育子孙后代。

（完）